1956年河南遗址发掘，仰韶文化再认识，庙底沟文化概念提出？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经过挖掘，出土了与西安半坡遗址不同的文化物品，这些物品包括风格较为简单的重唇口尖底瓶，以及以弧线三角形图案为特色的彩陶等，这一发现促使学术界开始意识到仰韶文化的多样性，并对其构成要素进行了重新审视，最终将仰韶文化分成了多个不同类别。20世纪80年代，张忠培先生率先界定了庙底沟文化，其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考古发掘证实，这一提法并非从“类型”向“文化”的粗略演变，而是对仰韶文化研究实践及理论认知的显著突破，同时有研究者指出，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了类似的文化遗迹，遂将此类型遗存称作“西阴文化”。

庙底沟文化属于仰韶时期中期阶段，出土陶器普遍呈现红褐色调，兼有少量橙黄及灰陶品种，器形种类丰富多样，包括带重唇的尖底瓶、沿口向外的曲腹盆、曲腹类钵器、葫芦状口沿的平底瓶、含砂质的鼓腹罐、口部开阔的罐、釜式灶具以及大口小底缸等，装饰手法上常见线条纹、绳索纹和彩绘图案，同时也有许多未加装饰的素面陶器。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数量超过半坡文化，以黑色图案为主，兼有白色和红色装饰，纹饰包含鸟形、蛙形以及花卉图案等。部分陶器表面粘附动物造型的泥塑庙底沟文化，例如造型朴素的鸟首、蛙状以及人物面部等形象。这些陶器大多制作精巧，基本通过手工成型，部分器物上可见慢轮修整的痕迹。

庙底沟文化的遗址主要散落在关中盆地、运城盆地、临汾盆地以及灵宝盆地，也就是平陆芮城谷地这些地方。此外，在以这些盆地为焦点的周边地带，也能发现一些遗址，比如盆地北面的北山山系、吕梁山脉，盆地南面的秦岭山脉，盆地西边的甘青地区，以及盆地东边的垣曲盆地，虽然数量不多。总体来说，这些遗址大多位于晋陕盆地带。

农业大发展

晋陕盆地区域广阔，涵盖五万平方公里范围。该盆地被群山所包围，地形复杂多变。南侧秦岭绵延不断，成为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北侧北山与吕梁山脉连成一体，阻挡了通往北方的道路。东侧太岳山与崤山并排耸立，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西侧陇山和汧山隆起，形成了独特的"新月形"地貌特征。古代交通不便且武器简陋时，只要牢牢守住群山环绕的关隘，敌人就很难进来，这正体现了“依山傍水、四面设防来巩固”的特点，这也是许多帝王选择在此定都的缘由。这片地方大体上地面开阔，渭河、汾河以及两边山脉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河网，给农耕和居民活动带来了充足的水分，而且盆地位于温润地区，气候宜人，冬夏有别，春秋和煦，因此成为早期农业发展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图一）晋陕“新月形”盆地带

半坡文化阶段，鱼化寨等地点的植物遗存分析显示，该盆地内的农耕形态具备北方旱地耕作的特征，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同类研究揭示，当时主要种植的作物是黍，其次是粟。大约在5500年前，庙底沟文化依然延续着半坡文化时北方旱作农业的耕作方式，那时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是粟和黍，不过到了这个时期，粟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粮食作物，在高陵杨官寨遗址中，粟的占比高达35.81%，而黍的占比却只有15.27%。关中地区的兴乐坊、白水下河和扶风案板，以及豫西地区的三门峡南郊口和灵宝西坡等遗址的浮选分析表明，那个时期粟是主要农作物。那个时期还引入了水稻的种植和生产，陕西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扶风案板、灵宝西坡等遗址都发现了水稻遗迹或水稻扇形植硅体。农业制造器具上，半坡文明阶段主要器具从以斧头为主转变为以铲子、锄头等为主，刀刃、镰刀类收获器具的比重有所提升，这表明那个时期农业制造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

农业兴盛之后，粮食有了盈余，这是可以预料的。庙底沟文化的诸多遗址出土了许多大口小底陶缸，它们很可能是用来存放谷物的，这也可能是居民数量增长的一个直接原因。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庙底沟文化成年人士墓园，整体占地广达九万平方米，现有探掘数据（五千平米区域见有三百九十四座坟茔）表明，此类墓葬或存数千座之多，这揭示了那个时代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而推动了庙底沟文化聚落空间的快速扩张。

聚落大繁荣

大型聚落与环壕的发现

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半坡文化阶段的聚落多数面积介于两万到五万平方米之间，进入庙底沟文化后，大型聚落的面积增长至十多万平方米，部分遗址的规模更为庞大，甚至超过百万平方米，例如陕西高陵的杨官寨遗址，其总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米，潼关南寨子遗址的总面积大约为一百五十万平方米，此外还有咸阳尹家村的一百三十万平方米、华县泉护村的九十三万五千平方米、夏县辕村的九十万平方米、灵宝北阳平的九十万平方米、汾阳峪道河的六十八万平方米、扶风案板的遗址面积、高陵马南的六十万平方米、灵宝西约的四十万平方米、渑池笃忠的三十万平方米以及陕县庙底沟的二十四万平方米。

关中地区的史前聚落通常设有环壕作为防护措施，例如半坡文化西安半坡、鱼化寨以及临潼姜寨等遗址均出土了相关设施，不过这些设施的规模大多不大，据钱耀鹏测算，半坡遗址的环壕周长大约是600米，包含利用断面部分在内，环壕内部环绕的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姜寨遗址的发掘范围很广，聚落的构造轮廓分明，环形围沟可以划分成四个部分，也有说法是三个部分，围沟整体长度大约为270米，所围绕的场地面积达到3.36万平方米。鱼化寨遗址的环形围沟具备内外两层构造，内部壕沟的包围空间约为1.3万平方米，外部壕沟的包围空间，虽然部分已经损毁，但大致面积在3万平方米左右。到了庙底沟文化阶段，环形围沟的等级、规模以及包围的面积都出现了显著的提升。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了庙底沟文化仅存的全套环形围沟，该围沟周界总计1945米，沟渠宽度介于10至15米之间，深度在3到4.5米范围，所包围的场地面积达24.5万平方米。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扶风案板遗址实施了紧急发掘工作，出土了宽度在13至17米之间的壕沟，其底部宽度为9至11米，深度介于3至4米之间，还查明该壕沟是分别从西、北、东三个方向挖掘而成，并与南侧的渭河河岸共同构成了封闭区域，壕沟所环绕的面积大约为25万平方米，西坡遗址南部的壕沟经过详细探查，入口宽度为11至12.2米，从入口到底部的深度达到了5.6至6.4米。夏县西阴遗址的壕沟G1入口大约6米宽，底部宽约2.8米，目前保留深度为4.02米，此外还探测到一条更宽阔的壕沟，这一阶段环形防御设施的构造方式发生了变化，半坡文化时期环形壕常见圆形构造，而杨官寨遗址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环形壕南北两端呈平行排列，东西两端则呈现对称形态，整体布局展现出基本平衡的特点。

（图二）杨官寨遗址环壕平面图

聚落的规模大小，可以真实地展现人类当时与自然环境及生存条件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是各个聚落和不同群体为争夺土地资源而展开竞争的体现，激烈的战斗变得更加普遍，这反映了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及生存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

大型宫殿建筑的出现

大型房址的出土，反映出庙底沟文化聚落发展的显著水平。已探明的房址包括陕西华县泉护村的F201，白水下河遗址的F1、F2和F3，彬县水北的F1，以及河南灵宝西坡的F102、F104、F105和F106。这些房址的平面尺寸远超同期的普通房址，例如下河F1现存建筑空间为263.4平方米，室内部分占地217平方米，推算完整后的建筑规模可达364.85平方米，西坡遗址F105重建后的空间约372平方米，水北遗址F1整体建筑规模约190平方米，其中室内区域约125平方米，华县泉护村F201居住区域东西方向长约15米，南北方向残存约4米，严文明先生根据其剩余形态和尺寸分析，认为其完整后的面积估计为225平方米。这些五边形半地穴式房址，都采用了极为考究的建造方法，包括树立支架和砌筑墙体，整平地面和布置内部柱子，建造宽阔的出入口和设置灶台，覆盖屋顶，修饰室内空间和粉刷墙壁，铺设地面图案等。

（图三）白水下河遗址庙底沟文化大型房址

众多专家针对此类大型建筑开展过多维度探究，指出其具备多元用途，下河遗址F1出土了施有红彩的兽骨，水北F1的墙体也涂抹着红彩，或许同某种仪式或信仰存在关联。宋兆麟指出这类居所“实为母系宗族的集体居所……兼具多种功能，既是集体居住空间，亦是集体举行事务的场地。汪宁生依据民族志文献，把它的用处分成四种：供大家住的屋子、大家聚会的场所、管理房屋的机构或妇女活动的地点、首领居住的宅邸，觉得华县泉护村的F201和半坡F1以及姜寨的五座大房子作用差不多庙底沟文化，都属于大家聚集的场所这类。

这种大型建筑在聚落里作用显著，可以看作是早期宫殿建筑的雏形，其规模宏大的工程、技艺高超的建造手法都展现了庙底沟文化当时的兴盛，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形态演变的一个关键体现。

社会大发展

男性地位的提升

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居民数量的上升，要求有足够的场地来拓展定居点，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冲突变得非常激烈，几乎随时可能爆发，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这个阶段部分灰坑中存在埋葬人的情况，例如庙底沟遗址、临汝中山寨遗址、渑池西河庵遗址、彬县下孟村遗址、扶风案板遗址等地，这些逝者的遗体并没有被安葬在成人墓园中，还有部分遗骸甚至呈现头身分离的状态。专家们觉得这些墓穴主人的地位大多不高，或许同战后处置俘虏有关，也许反映了战时的情况。

当此之际，确保部族安宁比往昔更为关键。以捕猎为生的男子职责更显突出，他们在社群中的分量逐渐加重。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陶祖”（陶制男性器物），塑形极为逼真。在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相同的陶制祖形器物，洪山庙遗址里，三座女性瓮棺葬具的陶缸上，绘制有三组，共计六个男性生殖器官的图像。

近些年，杨官寨遗址新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庙底沟文化成年人安葬地，通过分析墓葬中遗存的人体DNA全基因组，目前掌握的一百零八例个体资料揭示，该安葬地中男性遗传基因的差异性不大，女性遗传基因的差异性却十分显著，并且其基因源流复杂多样；安葬地内男性个体之间、男性与女性个体之间展现出非常稳固的遗传联系，而女性个体之间却鲜有遗传关联。根据分析可知男性长久居住在此处村寨，在社会制造、日常活动方面占据核心位置，而女性则大多从邻近村寨迁来，这表明“外族通婚”的情况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同时也体现了男性在社会制造、日常活动方面掌握主导权，是身份、田地、财产承袭的象征。

（图四）杨官寨遗址出土巨型陶祖

（图五）洪山庙遗址出土瓮棺葬具，上彩绘男性生殖器

早期礼制的形成

中国的文明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早在西周阶段便形成了相当周密的礼节规范，不过依据现有的考古收获，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许已经萌生了原始的礼仪形态。

这一时期的彩陶，在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广泛流行，并传播至外部地区，对中原及周边广大地域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彩陶器形制规整，纹饰统一，展现出一种独特而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反映出其使用者共享着共同的信仰观念和社会归属感。

其次，《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提到用玉石制作六种礼器，用以祭拜天地四方：用青色玉璧祭天，用黄色玉琮祭地，用蓝色玉圭祭东方，用红色玉璋祭南方，用白色玉琥祭西方，用黑色玉璜祭北方，这套祭祀制度相当完备。杨官寨遗址出土了已知最早期的石质圆环和方柱形玉器，其中圆环由大理石加工而成，形状为扁平的圆形，中心有一个圆形的孔洞，外边长16.9厘米，里边宽5.5至5.9厘米，环身宽5.5厘米，厚度在0.6至1厘米之间，方柱形玉器也是大理石制成的，表面处理得很光滑，横截面是扁平的，外边是方形，里边是圆形，在转折的地方有破损。残件长5.3厘米，宽5.9厘米，厚度为1厘米，这构成了已知年代最为古老的琮形。学者王炜林指出，玉璧与玉琮这类祭祀用礼器，其起源可追溯至庙底沟文化阶段，对后世中国部分礼玉器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探究后世礼制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轨迹，具有关键性的参考价值。

（图六）杨官寨遗址出土石壁

（图七）杨官寨遗址出土石琮

庙底沟文化时期产生部分特殊物件，并非日常使用，或与祭祀活动及巫术相关，为特定群体在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礼器。例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陶器座，陶盆腹部镂空塑造人面形象，双目和口部中空，眼型略呈弧度、唇部微启，宛若含笑神态，鼻部凸起，整体形象颇为生动。这类物件在同期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仅在山西吉县沟堡遗址出土过一件形制相似的物品，其面部特征是用泥条堆砌塑成，眉形如柳叶，鼻梁高耸，颧骨突出，眼睛镂空呈圆睁状，嘴巴微启，整体面貌显得十分凶恶。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像，整体工艺极为精巧，神态栩栩如生，带有浓厚的神秘意味。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鹰鼎，出自一座成年女性墓穴，也被称作鹗鼎或鹗尊。这件器物是远古先民以神鹰为蓝本塑造的，鼎嘴安在鹰背正中，双足粗壮，尾羽巧妙分为三点，形成鼎足结构。鼎的器型特点与鹰的威严神韵巧妙融合，整体表面经过精细抛光，触感十分显著，洋溢着刚强凌厉的气概，反映出古代匠师的非凡构思与精湛工艺，同时也彰显了那个时代先民深邃的内心世界。

（图八）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镂空人面陶盆

（图九）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陶塑人头像

（图十）华县太平庄发现M701发现的鹰鼎

庙底沟文化的其他重要遗址也出土了一些罕见遗迹，杨官寨遗址西门址门道两侧的环形沟渠中发现了众多完好陶器，堆积物里找到了三件有镂空人面图案的陶盆，还有两件器座上雕刻成人面纹的陶豆，以及许多陶鼓形状的器物，我们猜测这个区域或许就是古人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在2002年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处布局极为规整的圆形坑H9，该坑体可分为两个不同层位，共发现数百件器物，其中彩陶就达202件之多，类似灰坑在该区域还有多处发现，我们推断这类遗迹与祭祀仪式有关，出土的各种文化遗物，很可能是史前先民在举行祭祀时使用的供品。

（图十一）杨官寨遗址环壕西门址航拍

结 语

庙底沟文化得益于晋陕“新月形”盆地的良好自然环境，同时吸收了半坡地区的文化积淀和农耕技艺，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兴起，开始广泛推广旱地耕作，还引入了水稻栽培方法，形成了众多规模宏大的聚落，建造了大型宫殿式建筑，男性逐步控制了社会生产活动和生活管理，慢慢确立了规范的礼仪制度。因此，已经积攒了丰沛的气力，着手突破晋陕盆地的范围，迈向渭河平原以外的区域。根据考古发现，庙底沟文化凭借其独树一帜的彩陶和尖底瓶，在这一阶段以晋陕新月形盆地为核心，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彩陶运动，如同巨石投入水中激起的波澜，向四面八方扩散，对邻近的考古学文化造成了显著冲击，例如对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伊洛郑州地区的大河村三、四期文化、胶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乃至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四川东北部同期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石兴邦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在我国的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就作为重要的交流标志，将周边的众多族群连接起来，形成了庞大的华夏早期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范围广阔，西边延伸到青海，东边到达大海，南边覆盖长江流域，北边则包括蒙古和辽河一带。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是首次实现了民族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它的范围极其辽阔，民族归属感极为普遍且牢固，历史作用极为深远且持久，全球范围内难以找到与之相比者，由此铸就了“在文化层面上时间最早的中国”。

本文原载自《大众考古》2018年第10期，略有删改。

（杨利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