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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是古徽州重要的建筑(构)遗存形式之一,其艺术风格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基于现存牌坊基本信息与数字化测绘模型,通过梳理现存 古徽州牌坊的外在与内在特征,类比分析牌坊的社会功能、文化内涵、形制及结构构件的特征,以期构建徽州牌坊形制的历史谱系,探索徽州建筑 文化中持续追求功能与装饰之间关系的演变、传承与发展之路。
本篇文章约942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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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牌坊的形制分类及其演变研究
陈刚、张凯伦、付凹平
引言
牌坊 形制起源于周代的“衡门”1)至今已有两千 余年的历史,进而成为划分空间的标志。唐宋后,逐渐 被赋予了旌表的作用 。明清时期,牌坊成为宣扬封建 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道德的纪念碑,且申请、建设牌坊 逐渐形成律法、规范,用来表彰家族或个人,纪念其忠 君爱国、贞节孝悌、乐善好施,官禄功名等事迹 图 1)。
图1 古徽州牌坊的形制分类及其演变研究
古徽州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于世,徽派建筑则 是徽州文化的实体遗存与具象表达,作为三绝之一的石 雕牌坊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有着重要的旌表价值与 象征意义。古徽州社会崇尚节义和家族荣誉 ,这些价值 观在牌坊中得以留存、体现。相较于北方官式牌坊(图 2), 徽州牌坊多以单体或祠堂序列中的一部分出现,设计承 袭北方的结构逻辑,经过本地长期演变与装饰风格的影 响,其设计更加灵活多变,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 色且强烈的地域风格。
图2 古徽州牌坊的形制分类及其演变研究
我国牌坊形制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流程目前有多种 说法,莫衷一是。本文以古徽州一府六县 辖区内共计 98 座保存完好的独立石牌坊,基于数字化技术 (倾斜摄影、贴近摄影、3D 激光扫描等 )对牌坊的点云数据 分类类比研究,以探究明清时期徽州牌坊的发展过程中 丰富多彩的形式变化。
徽州牌坊分类与特征
明清时期徽州商业繁荣、宗族林立 、人才辈出, 鼎盛时期牌坊建造数量高达千余座,近代天灾兵燹及现 代高速城市化发展下,当下遗存仅百余座(表 1)。
表 1 徽州牌坊的形制分类与现存代表牌坊统计表
研究聚焦古徽州地区现存实例,通过分类与特征研究以全面 梳理徽州牌坊的形制谱系。徽州牌坊的形制主要分为冲 天式与楼檐式 2)(图 3、4)两种,开间数上受到封建等 级制度及传统做法的影响,有二柱一门与四柱三门两种 规格 , 但在又呈现出丰富多样和灵活多变的风格、式样。
图 3 徽州冲天式牌坊典型样式示意图
图 4 徽州楼檐式牌坊典型样式示意图
1.1 徽州楼檐式牌坊的形制分类与遗存现状
楼檐式牌坊,亦称为门楼式牌坊 ,是徽州牌坊两 类典型形制之一,在结构上是对北方官式建筑中的木质 牌坊的继承与转译,按照开间与上方楼檐数主要分为四 种:二柱一门一楼、二柱一门三楼、四柱三门三楼及四 柱三门五楼楼檐式。封建律法对皇室及民间的做法有明确的区分,一三开间的用于民间,五开间一般用于祭祀 建筑如帝王陵寝。
古徽州地区现存的二柱一门一楼楼檐式牌坊(图 5) 唯一例证是位于歙县许村环泉村的双节孝坊,尽管其楼 檐相对较小,但鲜明地区别于葫瓦芦形宝顶雕刻直接架 设于定盘枋上的古紫阳书院坊,位于两柱轴线上方的一 对石鱼可能是模仿古建筑屋脊上的鸱吻造型,造型特殊、 仅遗此一例 3) 。
图 5 左:二柱一门一楼楼檐式点云实例图(双节孝坊)
右:二柱一门无楼冲天式点云实例图(古紫阳书院坊)
二柱一门三楼的楼檐式牌坊(图 6)遗存较多,数量 上仅次于四柱三门三楼冲天式牌坊。此类徽州牌坊基本 构成要素相对固定,但细部做法又相对灵活多变。其主 要特征是上方明间楼檐略宽于花板,两侧次间楼檐较窄, 整体稍显紧凑。代表的有始建造于元末后在明中期重立 重整的贞白里坊 4)等。
图 6 二柱一门三楼楼檐式点云实例图(从左到右鲍氏节孝坊、江村徐氏贞节坊、柔川村陈氏贞节坊、贞白里坊、直秘阁坊)
图 7 四柱三门三楼楼檐式点云实例图(丞相状元坊、旌孝坊)
且大多为明代建造,结构装饰上有较为丰富的平身科栱板与角科栱板样式,多数明代时期修建的牌坊最上层楼檐的栱板之间一般不设字板与龙凤牌,明弘治年间建造的潭渡旌孝坊为此类代表。相类似的四柱三门五楼楼檐式牌坊,从结构上因仿木构牌坊斗栱层而使得整体繁复大气。明间与次间的小额枋几乎都有高差,第一层斗盘枋5)不穿过明间,而是由左中右三根独立的斗盘枋作为水平方向的受力构件,中高侧低以凸显五楼牌坊向上的的壮丽与威严。但又因其体量巨大、构件繁多 , 更易出现损坏倒塌的问题(图 8)。
图 8 四柱三门五楼楼檐式点云实例图
(大司徒坊、龙兴独对坊、双寿承恩坊、五马坊)
此外,明代牌坊的平面设计出现了形制设计上的尝试与突破,如富堨镇丰口村的四面坊(台宪坊)和歙县徽州中和街的许国石坊(大学士坊),在律法规制的约束下展现了牌坊平面上的创新6),丰口四面坊每面均采用二柱一门三楼楼檐式,形似石亭,比例协调,许国石坊正面采用四柱三门三楼冲天式,造型特异,气势恢宏。四面坊的创新设计深受明代徽州儒家伦理、宗法礼制、科举制度的影响,其开放式设计反映了君臣、家族的内外和谐与社会功能的多元性,强调个人、家族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如许国石坊的一方面彰显了许国“先学后臣”对其科举方面成就的嘉奖、另一方面则对他“上台元老”的显赫地位的表彰,四面坊修建体现了对社会等级与权力的尊重,又有民间智慧与营造政策之间的博弈。两者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当时徽州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对美德、荣誉和社会秩序的推崇(图 9)。
图 9 四面牌坊点云实例图
(从左到右丰口四面坊、许国石坊)
楼檐式牌坊的不同实例展示了徽州牌坊形式演进的可能性。从最小的牌坊双节孝坊到四柱三门五楼楼檐式代表龙川奕世尚书坊,装饰特征各有所长,但从遗存情况上来看建造的主流式样或又有所偏重,主要类型与装饰各有特色。
1.2 徽州冲天式牌坊的分类与遗存现状
冲天式牌坊以开间与楼檐数量做为分类的依据,总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制:二柱一门无楼冲天式、二柱
一门一楼冲天式、二柱一门三楼冲天式,以及四柱三门三楼冲天式。
二柱无楼牌坊现存唯一的例证是位于歙县的古紫阳书院坊,建于清乾隆时期,大额枋上采用葫芦形宝顶,取代了传统的火焰宝珠,形制古朴。与宋《营造法式》所载乌头门的日月牌或同出一源,展现了早期牌坊的形态特征 。
二柱一门一楼冲天式牌坊(图 10)现存仅 10余座,但做法十分丰富,斗盘枋以上的结构形式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其楼檐与冲天柱连接多样。
图10 二柱一门一楼冲天式点云实例图
(自左至右宗二公墓道坊、荷池程氏叔侄坊、水竹坑村王氏贞烈坊、 定潭村吴氏节孝坊、青林凹王氏节孝坊)
二柱一门三楼冲天式石坊(图 11),存世数量较少且现遗存均为清代所建,明代无遗存的实例。牌坊自斗盘枋以上再立两高栱柱将牌坊顶部分为三间,两柱支撑一楼檐,上部空间略显紧凑,其冲天柱设计采用斗盘枋进行视觉上的分割,尽管上下柱子错开的距离较小,但错位特征依旧明显。
图 11 二柱一门三楼冲天式点云 实例图
(东沙村程氏节孝坊)
四柱三门三楼冲天式石坊(图 12、13)是现存徽州牌坊中数量最为丰富的一类。明清两代可辨识的遗存共计 40余座,其中近 3/4修缮后保存相对完整。其式样相对统一,形制上也逐渐呈现出程式化趋同特征。这类牌坊一般由双层字板与斗盘枋构成,保持结构的稳定,其雕刻更多体现在当心间的花板。
图12 四柱三门三楼冲天式点云实例图
(从左到右:父子大夫坊、 殷尚书坊、汪氏世科坊、王川汪氏贞节坊、光分列爵坊)
图13 四柱三门三楼冲天式点云实例图
(从左到右:褒荣三世坊、宝婺中天坊、稠墅村吴氏节孝坊、徐村蒋氏贞节坊、四世一品坊 )
冲天式牌坊(特别是三门三楼冲天式)在遗存数量上的占据优势,或可反映该类在徽州牌坊地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同时,二柱一门一楼冲天式牌坊现存数量有限,但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做法与装饰细部,展现了徽州牌坊建造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古徽州牌坊文化内涵与形制分类特征
2.1 徽州牌坊社会环境基础下的文化内涵反映
徽州牌坊作为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象征,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功能。各类牌坊虽然都反映了对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的推崇,但在具体文化功能与民俗表征上仍有区别。
1)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徽州牌坊
徽州地区自宋代以来便是程朱理学的重镇,儒家思想在徽州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深厚影响。从宋代程朱理学强调的“存天理,去人欲”到明代“人欲即天理”的王阳明心学,都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徽州牌坊正是这种思想的载体。通过个人修养来促进家族和社会的和谐,成为徽州社会的普遍信念。由此,忠孝节义等儒家美德通过牌坊的形式得以纪念和传承。徽州牌坊作为社会教化工具,对其的推崇与建设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伦理体系。
2)宗法礼制与家族文化的传承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以宗族为基础,宗族文化强调对儒家“孝悌忠信”的贯彻执行。在徽州的宗法礼制中,族谱、家规等儒家典籍被广泛运用,家族内以尊长为核心的伦理秩序严格执行。族长、家长依据儒家的“三纲五常”作为家族行为的准则,并通过家族牌坊的建造将这种伦理观念物化。牌坊成为家族荣誉和道德行为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宗族秩序在社会空间中的延伸。
3)科举制度与书院文化的影响
科举制度与书院文化明清两代在徽州地区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士人阶层的崛起。科举制度为徽州家族提供了上升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许多家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绅阶层,随之兴建科举坊和功名坊,以表彰个人的学术成就和功名。与此同时,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为科举考试培养了大量人才。通过科举坊和功名坊等牌坊的建造,徽州社会进一步巩固了对知识和德行的推崇,强化了儒家伦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书院不仅提供了教育资源,也为徽州牌坊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基础。
2.2时代背景下形制分类特征
徽州牌坊历经岁月,在探究徽州牌坊的形制分类、构成与流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内因是至关重要的影响要素。研究共统计古徽州地域内 139例牌坊,其中门坊、破损、异形石坊 30余例,研究对剩余不同历史时期石坊的年代进行分类,通过数据可视化以热力图的形式展现,以探究形制结构流变情况(表 2、图 14)。
表2 徽州牌坊遗存的形制分类与不同历史时期分布数量
图 14 徽州牌坊遗存的形制分类与不同历史时期热力分布图
明清时代更迭、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对牌坊的设计和建造产生影响。以楼檐式牌坊为例,明中叶之后的四柱三门规格下的三楼楼檐式没有实例遗存,而五楼楼檐式形制牌坊的遗存在明后叶以后无遗存,以现有例证或可推测,三开间牌坊在清代可能逐渐舍去了楼檐式的做法,绝大部分都开始采用冲天柱式形制,由此,徽州牌坊中的三开间、三楼檐的形式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风格 。类似的情况在冲天式牌坊中也有体现(二柱一门三楼冲天式牌坊明代实例无迹可寻)。从明清整个历史发展脉络上来看,朝代更迭之初往往鲜有牌坊设立,明清中后叶牌坊或也因社会安定、宗族政策而大量出现;同时,楼檐式牌坊在清代的式微与冲天柱式的崛起,亦是徽州牌坊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形式流变的印证。
从所有样本上来看,二柱一门一楼冲天式与二柱一门三楼楼檐式牌坊,在整个时间线上分布较为稳定,这也或许是因为对于牌坊建造而言,这类形制结构相对简单且造价更具经济性,多种装饰手法也为其细部设计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徽州牌坊的形制岁时间发展脉络或存在清晰的演进过程,牌坊作为旌表之标志,是当时历史背景、文化偏好和技术能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其设计建造不仅受到了技术发展的影响,也深深植根于其所处的文化和历史土壤中,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与追求。
2.3牌坊社会功能与形制分类特征
作为中国悠久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象征,倡导忠孝节义伦理观的载体,徽州牌坊基于以上社会文化的影响与需求开始大规模兴建。徽州牌坊按社会功能大致可分为标志坊、节孝坊、功名坊、科举坊、尚义坊和百岁坊等多个类型。其主人身份多样,主要包括地方官员、科举出身的士人、富裕的商人家族以及遵循儒家伦理的名士亲属和宗族长老。
徽州各种社会功能的牌坊虽有着不同形制中,但未显现出强烈的形制差异(表 3),
表 3 徽州牌坊遗存的形制分类与纪念类型的分布数量统计表
虽然牌坊的形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当地建筑传统做法和文化的影响,但其各种纪念类型更多反映了社会对不同社会价值的尊重与重视,而非牌坊形制的本质差异。而牌坊主人的品官职衔与牌坊形制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表 4、5)。
表 4 科举坊的形制分类与牌坊主人职衔统计表
表 5 功名坊的形制分类与牌坊主人职衔统计表
根据现有功名坊与科举坊(可辩别主人与官衔)的遗存实例或可推测,主人官阶品衔在正五品以上的往往有更高规格形制牌坊——四柱三门规格的牌坊作为其功名或科举上所做贡献的表彰,而主人官衔在五品以下的,现存实例中极少出现四柱规格牌坊,更多以二柱一门三楼楼檐式与二柱一门冲天式牌坊作为其功绩的旌表。不同品官职衔的牌坊主人或直接影响了牌坊形制的选择,其对形制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物质层面的反映,是对整个徽州社会礼制文化的具象表现。
牌坊核心结构演进
基于牌坊流变的时代性特征,揭示了徽州建筑工艺随着历史潮流的不断更新与变革之一隅。这种变更不仅直接作用于徽派建筑体系中,也间接反映了徽州建筑装饰文化风格的演变方向。故研究将进一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徽州牌坊的形制与结构流变过程:通过类比不同历史时期的牌坊构件,从宏观分析转向具体形制与结构的变化及其背后时代因素的细致分析与探究。
3.1 徽州牌坊立柱(冲天柱)形式演进
徽州牌坊的形制类型丰富,作为核心结构构件的立柱、额枋、栱板等,这些形式特征也一直不断发生着变化更迭。现遗存的明中叶建设的徽州石牌坊立柱皆为方柱抹角,有明显正八角柱演变而来的痕迹 ,从牌坊发展历史来看,华表柱或同石坊柱存在一定发展沿袭关系,华表柱自明代由圆柱定型为八角柱,而明代的徽州石坊立柱亦为八角柱样式。至明后叶,抹角逐渐缩小,不再有明显八角形式,到清代几乎为方柱形式(表 6)。这或也体现了徽州石作在明清两代几百年里的演变趋势——化繁为简,更加偏向于旌表的标志性作用而不再是完全的工艺与技术的展现。
表 6 立柱结构特征演进表
此外,为了确保牌坊在实际使用中的稳固性,特别是在面临风力等自然因素时,通常会在立柱(冲天柱)
的底部设置基础与依柱石(表 7)。
表 7 牌坊依柱石形式类别表
牌坊从屏风托脚的设置中得到启示,明初采用“雕日月卷象鼻格浆腿”支撑立柱 ,同时出现了抱鼓石的形式,明中叶以后部分形制较大,纪念意义更深的牌坊还会以圆雕狮子代替依柱石,明后叶风格简约的牌坊开始简化使用形似抱鼓石而无其他雕刻的素板作为依柱石,这些支撑措施有效地抵抗了牌坊的风阻力,避免了牌坊在风力作用下产生不稳定的倾斜或摇晃。
3.2 额枋形式演进
除立柱外,额枋也是随时代流变现象明显的构件,明中叶前徽州牌坊的大、小额枋设计采取了矩形形状设计,随着时间进入明代后期,额枋的形状开始发生变化,边缘出现了轻微的卷杀,整体形态逐渐转向琴面形状,明末清初期间,这种模仿木构建筑中月梁形式的趋势 愈发显著,额枋的琴面设计愈加突出。到了清代中后叶,小额枋的设计几乎完全模仿了木构建筑中的月梁形态,其特点是梁部略呈起拱形状,梁肩处装饰有明显的卷杀(表 8~10)。
表 8 四柱三门规格的额枋结构演进表
表9 二柱一门规格的额枋结构演进表
表 10 各时期典型额枋形式简化线稿示意图
尤其在单间规格的牌坊上,月梁化特征更为明显,枋身中间起拱幅度更大,三间则相对较小。明代额枋上的高浮雕装饰 甚至是镂空雕,至清朝基本被无装饰或薄浮雕装饰花纹、肥且圆的冬瓜梁(月梁)取代,这或许也是徽州牌坊与祠堂之间形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鲜明实例。
3.3 栱板(斗拱)形式演进
斗栱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重要构件之一,石制牌坊,是对木构的继承与转译,自然在早期也采用直接转译木质斗栱 的做法。在初始阶段,在设计与构造上刻意模仿了木构建筑的斗栱形态,以求在石质材料中复现木构建筑的形式与精髓。牌坊上的斗栱从分段的偷心造石质栱板拼接,逐渐简化形成一体雕刻的全跳偷心栱板;斗栱或栱板正心之间通过仿丁头栱或正心万栱与短石枋的形式相连接,也逐步简化成正心置实心或镂空花板的模式(表 11、12)。
表 11 偷心栱板与正心花板(栱板)结构演进
表12 偷心栱板与正心花板(栱板)结构模型演进
随着平身科的简化,斗栱中的角科也随之简化。取消了角栱板,仅保留与正心瓜栱相列的外侧栱板。到了清代,栱板的制作进一步简化,使用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这不仅简化了结构,也使得整个构件更加稳固。随着时间的发展(表 13),清代牌坊在设计上逐渐摒弃了传统的四柱三门规格,转而采用更为简化的形式,或也导致楼檐式牌坊的遗存较少。这一做法的变化逐渐取消了角科栱板,也反映了清代徽州牌坊设计风格的整体简化趋势。
图 3 徽州冲天式牌坊典型样式示意图
徽州牌坊中无论是冲天式还是楼檐式,其额枋、立柱、斗栱都呈现了由繁化简的流变态势,特别是对装饰结构构件数量与功能的简化做法呈现程式化和成熟化的趋势,虽然工艺上的简化可能减少了某些传统元素,但也使牌坊更加适应当时的功能需求。
时代变迁下的徽州牌坊形制特征衍变
基于古徽州牌坊的时代性特征,从微观角度来看,其结构和构件的演进特征十分明显;在中观层面,古徽州牌坊的整体形制也展现出类似的演变规律。这些演变特征不仅体现了徽州建筑工艺的进步,也反映了徽州建筑文化中牌坊这类石质文物的演变态势 。
4.1 楼檐式牌坊结构特征衍变
明中叶经济水平较高,在建筑上追求气派和华丽装饰的影响,四柱三门五楼楼檐式牌坊受官式木牌坊形式的影响,明间小额枋高于次间 ,更突出地强调了中轴线与向上的动势。四柱三门三楼楼檐式牌坊与五楼楼檐式牌坊相仿,同木结构牌坊的形式最为接近,有丰富的栱板样式。通过结构形象统计可以发现此形制牌坊虽然结构复杂、装饰繁多(表 14)
表14 四柱三门五楼楼檐式牌坊结构形象统计表
但总体形式统一,彼此之间差距不大,亦或因为四柱三门楼檐式牌坊仅存在明中后叶,其时代跨度小,导致没有长期演化的可能,故其特征流变并不明显。
二柱一门三楼楼檐式作为楼檐式牌坊中遗存数量最大的牌坊,其形式特征(表 15)结构简单但其中又含有大量的装饰,此形制牌坊遗存横跨明清两代。除立柱、额枋、栱板的基本构件的形式变迁外,明代与清代的演进主要体现在龙凤牌的位置变换上,明代因突出栱板与花板的设计,一般将龙凤牌置于明间上层的斗盘枋与栱板之下,而清代则是直接将龙凤牌置于明间楼檐之下与栱板相列。
表15 二柱一门三楼楼檐式牌坊结构形象统计
楼檐式牌坊作为徽州对牌坊建造技艺的深刻掌握,从历史遗存的角度看,楼檐式牌坊在明代极为盛行,清代放弃了规模较大、形制复杂、构件繁多的楼檐式牌坊建造,使得楼檐式牌坊遗存数量骤减。
4.2 冲天式牌坊结构特征与衍变
冲天式牌坊现存数量相对较多,且形制稳定,组成构件比较统一。从细部构件上看,四柱三门冲天式牌坊虽然横跨明清两代,但构件形式总体区别较小,形式稳定、程式化趋势明显。
两柱一门一楼冲天式牌坊遗存数量较少,但彼此之间形式各不相同,特色鲜明,尤其体现在楼檐的处理上
(图15)。
图 15 二柱一门一楼冲天式牌坊斗盘枋以上结构形象特征对比(荷池程氏叔侄坊、青林凹王氏节孝坊、水竹坑村吴氏节孝坊)
类比下可以发现其构件组合样式多变,同形制之间相似度低(表 16)。形式上虽然变化较大,但整体表现为局部装饰的增加与结构特征简化的演进趋势。
表 16 二柱一门一楼冲天式牌坊结构形象统计
现存二柱一门三楼冲天式牌坊均设立于清中后叶时期 ,这类牌坊通常有较短的楼檐,结合斗盘枋上的高栱柱,形式上呈现出一种紧凑感。清后叶通过加大两柱跨度,使得楼檐不再如此紧凑,且延伸超过了冲天柱,使形式更加均衡。牌坊因单间形式会在斗盘枋上再立两根高栱柱形成下有一间、上有三楼檐的形式,与形式相近的二柱一门三楼楼檐式牌坊相比,后者通过栱板支撑 3个楼檐其形式更加合理。
对比遗存数量后,也可以发现清代并没有因为全部舍去四柱三门规格下的楼檐后,而直接放弃楼檐式形制,保留了二柱一门规格下的楼檐。现存此形制牌坊仅有乾隆与嘉庆年间的,因此笔者推断这一转变很可能是徽州牌坊主流形式在从楼檐式向冲天式形制过渡中的一次尝试。
结语
古徽州牌坊作为独特的历史建筑与文化象征,承载了儒家忠孝节义等核心价值观,记录了明清社会的伦理秩序与等级体系。其形制设计与工艺演变深刻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文化与技术发展进程。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数字化的复现类比、数据统计等,本文的结论与意义有如下几点:
1)牌坊形制的设计与建造并不是独立而无章法秩序的,或与主人官阶职衔有较强关联性。
高职衔的主人牌坊形制不仅注重形制上的气派与精致,更强调社会等级和家族荣誉的展示。而相对低职衔的纪念牌坊,则以较小规格的牌坊呈现其贡献。这种基于职衔的形制差异反映了徽州社会等级体系和伦理道德的外化表达。
2)徽州牌坊在形制和工艺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经历了从繁复向简约、从多样化向程式化的转变。从微观层面来看,牌坊构件演进经历了立柱抹角的取消、斗栱栱板的一体化、额枋形式的月梁化等过程。中观层面上,清代放弃了在明代极为盛行的大规格楼檐式牌坊,转而采用更加程式化的冲天式。而兼具成本低与美学平衡的楼檐牌坊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流变展现了徽州牌坊由由复杂多样向程式化工艺的发展趋势,在推进标准化、程式化的牌坊设计过程中,不断找寻美学与实用功能之间的均衡。
3)古徽州牌坊不仅是建筑技艺的展现,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变革中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建造者们的不懈追求,使得徽州牌坊在历史长河中始终焕发着迷人的光彩,而作为新时代徽州建筑的研究者,深度数字化采集技术与科学分析手段手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可研究、可分析、可从先的数字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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