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贞节牌坊：空洞荣耀下，被湮没的女性故事

那个位于郴州北湖区鲁塘镇村头村的建筑，它被称为何氏节寿亭，立在桂阳通向郴州的古道上面。它实际上是座贞节坊，是由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女青年何宝贤等人，为自己的婶婶而立的，时间是民国10年。

位于株洲醴陵的彭氏功德牌坊之上有着人物石雕，由于担忧会遭遇盗窃情况，彭氏的后代子孙把石雕从牌坊拆卸下来，放置在了自家门前。

文革时，被砸毁的牌坊，被用作进门石。

汝城泉水镇星村有个周氏祠堂，村里有位老人离世，然后村民们到这儿吃饭，而且村里诸如红白喜事这类事情都会在祠堂摆酒设宴。

岳阳云溪田坪有个刘来氏牌坊。牌坊高处放置着“上谕”石雕。当地老乡讲，这石雕曾被人偷过，之后被文物部门追缴。

浏阳沙市许李氏节坊。

寻找贞节牌坊，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此次旅程最为痛苦之处在于，牌坊就在那儿，然而人却踪迹难寻。也就是说，在那些要么显得得意洋洋要么历经风雨洗礼的牌坊当中，我们很难寻觅到人的痕迹。没有人能够告知我，有关贞女、节女、烈女的任何一条生活具体细节。

呈牌坊形状的物体们仿若一个个空洞无实的符号，零零散散坐落于土地之上，她们也许曾有过表述但未有人去聆听，或者她们压根毫无倾诉之意，在记录完家族那所谓的“荣耀”之后，她们的所有一切便就此销声匿迹，那些归属于“人”的所知所感，从来都未曾有人在意。

压根儿就没想着把牌坊同一类是女权另一类是男权的这复杂的两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关联。起码的那个道理我心里是明白的：运用现代人所特有的那种思维逻辑，去对并非处于文明时代的那些事情的是非对错进行判定，即便说不上是可恶到令人觉得可耻那样的程度，最差也肯定是荒诞到让人觉得可笑的那种地步。

归复一个时期之中，特定女人的生活细微之处，是这段行程的终了之处。那里不存在鲜花以及彰显功绩的碑石，仅有一些舒缓诉说的倾吐之语。这便已然是所有的一切。

最好的记得，不是城楼或者牌坊，而是人的故事，在说，在听。

那时候，处于守寡状态的女人，在夜晚难以入眠，会朝着地面撒出一大片黄豆，先捡起来而后再扔掉，扔掉之后又重新捡起来，等到身体感到疲惫了，这才去睡觉，在郴州对贞节牌坊展开寻访期间，汝城文管所的陈副所长所谈到的这个故事，流传的范围极其广泛，关于守寡女人的生活，另外一种更为众人所熟知的形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可是，程颐所说的那个“失节”，并不是专门只针对女性而言的，它说的是古代时候男人所具备的那种气节以及骨气，就好比是“富贵并不能够使人的行为变得放肆无羁，贫困卑贱也不能让一个人的操守有所轻易改变，强有力的权势也无法让一个人的意志屈服”这样的情况。然而，“捡黄豆”难道真的就会是那些守寡女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吗？

非常可惜，我们穷尽心力去探究贞节牌坊旌表之人的内心所想贞洁烈女牌坊，然而她们全都未曾留下自身声明，甚至连稍微细致点滴的事迹也没有留下。在由男性撰写的传记、族谱里，妇女是处于被动状态被记载，惯常性地处于缺失状态。

是什么令她们走上了贞节之路？这条路途又是怎样的呢？

遭遇夫亡，在嫁或不嫁之外，庙观也是古代寡妇的一个去处

载于澧县余氏族谱之中，余罗氏于夫亡之际恰为29岁，在汝城，袁为宪病故之时，其妻子朱氏方25岁，她们一生都未曾再次嫁人。

实际上，《汝城县志》记载，存在不少亡夫后的寡妇，她们实际上是能够从容改嫁的，原因在于“翁婆去劝其改嫁”、“叔伯将其嫁出”等情况。虽然官府并未禁止妇女改嫁，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的正式制度里，国家并没有剥夺丧夫妇女的此项权利。然而，也有妇女在丈夫亡故后，当婆家去劝其改嫁时，第一次劝就恼怒，第二次劝便自尽，就这样痛快地成了烈妇。还有更为刚烈的情况：在清咸丰九年的时候贞洁烈女牌坊，太平军从南边杀入微汝城，在这场战乱当中，有43名妇女，有的是因为害怕被贼寇玷污所以投河自尽，有的是因为丈夫去从军后死亡从而选择自尽，有的是因为丈夫被贼寇抓走而自杀，最终她们都成为了节妇。

与之相较，余罗氏、袁朱氏所走的贞节之路可要长得多了。明代《皇明制书·吏部职掌》有这样的规定：“但凡妇人凭借丈夫而获得封诰的，不准许再次嫁人。要是不遵循此规定，那么所接受的诰敕将会被追夺，还要判定罪行并予以离异。”她们丈夫所获取的爵位或者荣誉称号，在改嫁以后是会被剥夺的。另外，她们之所以选择坚守贞节，应该是出于现实方面的考量：余罗氏接手了丈夫的家业，有着方圆达到二十里的田地；袁朱氏则是得到了袁氏家族（此为当地有声望的家族）的救济和保护。

假设优越生活条件不能让余罗氏舍弃改嫁想法，那她也会遭遇阻碍。明朝天顺年间，有位五品官员，将再嫁的朱氏娶为妻子，这在事实上致使女子丧失贞节，遭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明英宗居然直接进行干预，下令把他关进牢狱审讯。这是源于该女子亡夫所在家族的压力，毕竟寡妇改嫁足以使其面子全无。

哪怕是到了1926年，汝城县土桥乡永安村，有一位18岁的姑娘，名叫何玉莲，她由父母包办，许配给附城乡上水车村的朱俊德为妻，然而还没等到过门，朱俊德就患病去世了。何玉莲的父母却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觉得一女不能嫁二夫，于是逼迫女儿身着缟衣素服，到朱家抱着灵位成婚，从此以后，何玉莲便憔悴而死。

改嫁算不得是一条好的出路，对于平常的人家来讲，守节的寡妇去操持家计肯定会十分艰难，她们会“看破了红尘”，走向庙观进而成了另外一条活路。在何玉莲所处的年代，单单安江的胜觉寺就接纳了50位半路出家的尼姑，凤凰县还有女庵76座，女尼多达160多人。庙观，成了古代守寡妇女在坚守贞节以外的另一个选择。

开始守寡，她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已然不再只是纯粹的女性

有一位老妇人，17岁时就出嫁，18岁时丈夫离世开始守寡，一直守到80多岁，她养育遗腹子长大成人，最终儿孙满堂，临终之前，召集各辈媳妇，诉说了坚守贞节的艰辛与万般难忍，还劝说她们不要轻易选择守寡。这是清代中期戏曲《谐铎》里的一则故事。

老妇人所说的“艰辛”以及“难忍”到底怎样呢，在前面“捡黄豆”的故事当中已经有所展现。和“捡黄豆”相类似的，还有清朝《志异续编》里的记录：有一个女子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把钱撒在地面上，接着再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等全都捡完了，人也累得疲惫不堪了，那个时候才能够躺下来睡觉。黑夜漫长无比，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之下，实在是难以忍受。

而说到艰辛，就算是家境富裕的余罗氏，侍奉老人时也得“日夜在旁照料，直至卧病在床”。袁为宪的妻子朱氏感受更深。有一回，朱氏割下自己身上一块肉。这么做是为了给小姑子配药治病。袁为宪在朱氏25岁时便离世，两人仅共同生活7年，留下3岁左右的长子，还有尚在吃奶的次子。朱氏强忍悲痛发誓抚育两个儿子，白天忙于外头事务，晚上操持家里事情。白天奔波生计辛苦，稍有文化的她晚上还得陪着两个儿子挑灯读书。朱氏出身名门望族，祖先是明代大学士朱英。在她眼中，小姑身患疾病，需要常常去服侍照料，为了使得小姑能够痊愈，不惜割下自己的肉，这不能说不是用意十分良苦啊。

余罗氏、袁朱氏等一些人经历的“艰辛”，相较“难忍”而言有着更多的分量。她们把儿子抚养长大，还助力儿子获取功名，像余罗氏的儿子余曰亶当上了五品州官，刘来氏的儿子刘北梅在官场步步高升至户部主事的 ；此外，那些称得上节妇的人，向上还得用心去孝敬翁婆，为老人料理其后事直至离世，我们看到的众多贞节牌坊里，有着相当数量的，是凭借“节孝”这个名头而建造起来的。

于贞节之途上，她们已然挑起了原先属于丈夫的重担，那是上要赡养老人下要养育儿女的重担。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当中，她们大量地参与社会事务，已然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女性。也就是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多数是存在于他人的凭空想象之中。

但是，她们的贞节之路依然漫长。

烈妇跑了百米冲刺，守15年的如中长跑，余罗氏则是马拉松

在郴州北湖地区的鲁塘，何氏家族于清光绪年间就提出了建节坊的申请，然而一直持续到清朝走向灭亡的时候都未曾得到准许。与之有着相似情况的是，申建节坊的时间跨度方面，有的短至数年，有的长达到十多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旌表者所表现出的守节行为没有被官府给予认可。

于明代初期之时作出规定，被表彰的贞节女子主要存在这样几种情形，其一，乃是在30岁以前便开始守节，一直到50岁都未曾改嫁或者在50岁之前便已身亡的节妇；其二，是还没有结婚丈夫就已然死去，然后为夫守节或者绝食自尽的贞女；其三，是遭遇坏人之际守节致死，或者强奸不从致死，又或者因为遭人调戏从而自杀的女子；其四，是为了维护丈夫的安全进而献出生命的女子。

其中，第二项的情况主要是凭借坚守始终保持节操，第三项的情况主要是依靠坚守来维持气节，第四项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坚守以守住操守，而一项是在丈夫亡故之后不改变再嫁的行为，要是以时间的长度当作衡量的标准，那么第一项的情形明显是要去经受时间的检验的。

清朝，在康熙朝时，规定变得更加细化了，只有在30岁以前丈夫亡故，到50岁以后完全保持操守，守节20年以上的，才能够得到旌表。雍正元年的时候，又有了补充说明，30岁以前丈夫亡故，超过40岁但未满50岁就离世的，守节15年以上同样可以得到旌表。更为关键的是，清朝还对“贞节”作出了关于量的细分，也就是针对妇女守节的含金量存在差异这种情况，按照守寡者年满15年、20年或者30年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这些条条框框，将节妇的评定标准进行了严格规范。要是守节如同一场跟生命的赛跑，以时间长短作为考量标准，便区分出不同赛制，“恐贼污投河自尽”的烈妇跑的是百米冲刺，守 15 年的类似中长跑，余罗氏跑的则是马拉松。

然而，守节时间长度的关键节点可不是贞节道路的终点。要是其子女没能取得较高的成就，朝廷是不会准许建造牌坊的。她们有的就像余罗氏那样其子做上了五品州官，有的通过经商变得富裕，并且对地方有着一些慈善行为，才具备被表彰、被宣扬的社会意义。

清朝的一项制度中，这套评估节妇的标准，于辛亥年终止，不过仅仅三年之后，袁世凯推出了全新的《褒扬条例》，其中，节妇条件是，守节年限为从30岁以前到50岁以后，然而年龄不到50岁就死亡的，守节年限达到6年的也算，烈妇、烈女条件是，凡是遇到强暴不从进而导致死亡，或者羞愤自尽的，以及丈夫死后自己也不想活而殉夫死亡的，贞女条件是，守贞的年限要求和节妇一样。于夫家因守贞而亡故的，以及守贞未达规定年限便离世的，统统计算在内。

这是袁世凯于百般忙碌之际，特意抽出两天三夜，独自去斟酌，反复来推敲而得出的。只是，在他离世后，几房姨太太跟随迁往天津大营门的袁宅，分了门，别了户，而后各自奔赴前程，袁家也就跟着瓦解了。那些曾被灌输《褒扬条例》的姨太太们，终究没有一个会为袁世凯去当节妇、做烈女。

坚持走到贞节之路的终点，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

此番寻访之际，常德澧县的余氏族谱，郴州汝城的袁氏族谱，郴州北湖的何氏族谱，均记载有族里的节烈妇女。当中，以死殉节的妇女占着一定篇幅，她们传记虽短，殉节的死状却颇为翔实，像“投水溺亡”、“上吊而死”等。无疑，这些殉节者的故事皆为悲剧。这契合一种流行观点：每一座贞节牌坊之下都有一个妇女正呻吟。

相较而言，余罗氏讲的“何坊焉(何必再建牌坊)”那般话语，就更易于理解些。她历经守节数十载后，最终瞧见其子成就卓越，家业昌盛，建或不建牌坊已然没什么要紧的了。

有个叫涂刘氏的人，她身处浏阳，在其丈夫涂文绶24岁就病逝之后，她度过了长达33年的守寡日子。到了1895年，光绪皇帝特意批准涂氏族人为涂刘氏建造贞节牌坊。在建造牌坊之际，涂家还为这位老妇人修建了一座大宅，并且请湖南巡抚陈宝箴题写了“操并松筠”的匾额。然而，这位刘老妇人坚决要把宅子命名为“锦绶堂”，苏维埃湖南省政府曾在这个地方驻扎过，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丈夫被朝廷追授能穿锦袍、佩绶带，另一方面是因为丈夫名字当中有“绶”字。锦绶堂就是这位贞节妇女为了纪念亡夫而建造的。在其心中，对丈夫的依恋毕生不渝。

成为了那种被官府予以认可，而且还被准许能够建坊的守节妇女，她们将会为家庭获取到另外一项特权。在明代洪武元年的时候，朱元璋颁布诏令称：“民间的寡妇，要是在三十岁之前丈夫亡故便坚守志向，到了五十岁之后也不改变操守气节的，就对家门予以表彰，还免除其本家应承担的差役。”。

这种奖励举措在传统的农耕时期，意义是不同凡响的。诸多人家为了贪图荣耀利益，甚至把寡妇的年龄进行更改，用以契合被旌表的条件。这般造假风气曾有一度盛行，不然明宪宗不会在成化元年奏准：“倘若有丈夫亡故时，年龄三十以上，以及寡居未到五十岁的妇人，增减年龄上报举荐的，被他人首先告发或者风宪官再次核查得出实情，就要将原本保荐的各个官吏、里老、人等，一概予以治罪。”。

可以看出，那种寡妇一直坚守直至贞节之路的终点，从而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保障，好让自身能够安稳地度过晚年，并且进而使得后代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这个层面来讲，牌坊就是一个护身符。

数字

至清代，仅安徽某县就达二千二百多名节妇、烈妇

《汝城县志》记载表明，宋元两个朝代各自有一位节烈妇女，明代有二十位节烈妇女，清代的节烈妇女数量超过了三百位。《古今图书集成》统计显示，唐代的“节妇、烈妇”仅有五十一人，宋代时增长到二百六十七人，明代达到三万六千人，到了清代，单单安徽某县的“节妇、烈妇”数量就能达到二千二百多人。

湖南旧志中的贞节女子

平江存在着数量上能够枚举，地域上可以查考的“贞节牌坊”，其数量多达42处，其中存在妻妾共同为一夫坚守贞节的双节坊，还存在为未婚夫守护贞操而不嫁人的贞节坊。使用匾额以及文书进行旌表的情况更是繁多，同治年间的平江县志记载总共旌表烈女节妇达到了773人。宜章旧县志里的《烈女传》之中记录着600多名贞节妇女，年龄最小的是13岁。泸溪县志有所记载，从明代至民国初期节烈女子有395人。凤凰厅续志卷15的《烈女志》里面记载着：节妇有157人，节烈有5人，贞烈有4人，贞孝有7人，节孝有7人，总计180人。